当时候贵族阶层的战略逻辑清晰而坚定。

帝国的未来在于蔚蓝的海洋，而非亚欧大陆那看似无垠，实则充满泥沼的陆地。

海军的壮大意味着对关键海上航线的控制，对南洋富饶的石油，橡胶，锡矿等战略资源的直接汲取，以及用舰队威武的炮火敲开更多殖民市场的大门，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“海洋经济圈”。

在这种构想中，陆军应扮演辅助角色。

负责本土防御，有限的海外要地，如台湾，朝鲜占领区治安，以及在海军打开局面后，进行象征性的，成本可控的陆地存在展示。

这是典型的“海主陆从”思想，深刻反映了贵族阶层对近代化，全球化，商业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同。

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贵族对海军的投资是不遗余力的。

经济上，三菱重工的前身三菱造船所，川崎造船所成为海军舰艇的主要建造商。

三井物产等则掌控了海军所需的优质煤炭，钢铁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贸易。

政治上，贵族院成为海军预算最坚定的支持者，每每在议会审议时，贵族议员们总是慷慨陈词，强调发展海军对于保卫“皇国”生命线，开拓南方疆域的决定性意义。

文化和社会层面，海军军官被视为优雅，国际化，技术精湛的精英，与“土气”，“粗野”的陆军军官形成鲜明对比。

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被视为天之骄子，与贵族子弟通婚的比例远高于陆军。

海军内部也形成了以“海兵社”为核心的紧密精英圈子。

海军中大部分将领崛起，都离不开背后贵族政治势力和财阀资本的鼎力支持。

海军与贵族财阀的结合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“海洋日本”意识形态和利益共同体。

贵族提供政治庇护和资本，财阀负责技术实现和利润攫取，海军则提供武力和扩张手段，目标直指西太平洋和南洋，建立一个以海军为脊梁的殖民商业帝国。

然而，历史的走向无情地嘲笑了贵族们基于“理性”与“近代性”的“完美投资”。

进入昭和时代，特别是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受到“皇道派”激进思想熏陶，深深浸润于大陆扩张迷梦的陆军势力，如同挣脱锁链的猛兽，急剧膨胀。

陆军通过一系列“下克上”的军事冒险和政治谋杀，成功地绑架了国家政策。

1936年的“二二六事件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。

尽管皇道派军官的暴动被镇压，但统制派借机清除了政敌，彻底掌控陆军，并迫使政府接受了陆军大幅扩军，强化对华侵略的要求。

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，实际上已沦为陆军的傀儡，标志着“文官控制”原则的彻底破产。

这场以“大陆政策”为核心的全面战争，其内在逻辑与贵族和海军精心设计的“海洋战略”完全背道而驰。

战争的重心无可挽回地转向了广袤，深邃，仿佛能吞噬一切的华夏战场。

这里需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地面部队，近乎无底洞的后勤补给，对占领区人民的残酷镇压和资源掠夺，以及一套与之匹配的，高度集中且不计代价的统制经济体系。

这恰恰是陆军及其背后新兴的，与旧财阀既有竞争又有勾结的“新官僚”和“军需资本”所擅长和渴望的领域，而非海军主导的，依赖于精密技术，国际贸易和制海权的舰队决战。

贵族们无奈而痛苦地看到，他们倾注了半个多世纪心血，视作帝国未来的海军，在战争机器开动后，角色迅速尴尬化。

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，海军除了进行有限的沿江沿海军舰炮击和空中支援，主要任务竟是为运输庞大的陆军部队和物资提供护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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