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出身寒微却能力超群的维新元老，对许多仅凭血统获得高位，思想却仍停留在平安朝时代的旧贵族，内心充满轻视。

一位出身高贵的老伯爵曾在日记中苦涩地写道：“朝廷的议事堂里，坐满了操着萨摩，长州土语的新贵。

他们谈论铁路，谈论舰队，谈论宪法，而我们这些诵读唐诗，精于和歌，通晓故实之家，竟成了需要被‘启蒙’的对象。”

贵族们惊恐地发现，在新的明治国家机器中，他们引以为傲的血统，风雅和传统权威，在富国强兵，殖产兴业的实用主义浪潮前迅速贬值。

为了重掌权柄，贵族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调整。他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“渗透”与“投资”策略。

一方面，他们将子弟系统性地送入陆军士官学校，海军兵学校，东京帝国大学等新兴精英培养机构。

这不是简单的求学，而是一场旨在夺取国家关键职位的“长征兵役”。

鹰崎家族便是此中佼佼者，虽然直系子嗣不多，但家族旁支却在军，政，学界全面开花。

其他华族也纷纷效仿，一时间贵族子弟充斥于外交界和宫廷。

岛津，锅岛等旧大名家则强化与海军的传统联系。

他们希望通过“血脉”融入“新体制”，在军事和官僚机构中重建影响力网络。

另一方面，也是更具决定性的，是利用其残存的巨大财富和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，对整个国家的战略方向进行“资本押注”。

他们不再满足于在旧有的庄园地租上获利，而是将巨额资金投入银行，矿山，造船，贸易等新兴领域，形成了三井，三菱，住友，安田等与华族深度绑定的财阀体系。

这些财阀不仅是经济巨头，更是贵族阶层影响国策，实现其战略构想的核心工具。

基于日本岛国的地理现实以及对当时世界霸主，英国“海洋帝国”模式的深切向往，大多数贵族，尤其是与西方贸易联系更紧密，较早接受近代思想的萨摩藩出身华族及其关联势力，将他们的重注坚定地押在了海军身上。